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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史观与地中海文明
2020-01-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月20日第1861期 编辑:吕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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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关地中海文明的学术科研与名著译介在国内学术界方兴未艾。在这一背景下,国内读者很容易将国际上有关地中海世界环境、族群、历史与常识的各种论述视为全新科研成果,而忽视其中的思维倾向可一直上溯到启蒙运动时代的地中海史观叙述传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常识偏见之间的渊源关系。因此,了解西方思维常识史上地中海史观的特征与来龙去脉,对于大家客观、公正地把握地中海文明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巴勒斯坦裔美国常识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在1978年的出版及其引发的热烈探讨,“东方主义”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尽人皆知的著名术语。但往往被人忽视的是,17世纪以来的西欧主流话语体系中同样存在着一套系统的、兼具浪漫色彩与种族偏见的“地中海史观”(Mediterraneanism)。事实上,对于在现当代常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法国、德国常识分子而言,常识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与东方世界协同构成了塑造他们世界观方面最重要的两个“他者”形象,深刻影响着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演变历程与自己身处世界根本格局的看法。

  同东方主义一样,大家很难对地中海史观的定义、提议时间甚至描述对象实行精确的学术界定,这些集体常识观念往往符合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学者所说的“家族相似”模式。一方面,将任何一位17或18世纪作家、历史学家或古典主义画家视为系统的“地中海史观”提议者的看法都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常识群体,17世纪以降,英、法、德等国的文艺评论家、文学家与古典主义画家们确实从不同角度出发,经过自身作品提供的各种零散常识元素塑造了西欧常识精英充满浪漫色彩与异域情调的早期地中海史观思维模式。

  地中海史观的萌芽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的艺术史话语体系中的线索相对明晰,这一观念又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学者在转述、引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等人的古代著作时所强调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密切相干。在出版于1764年的经典名著《古代艺术史》中,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将古希腊人抱负化为一个与中世纪以降的欧洲人截然不同的、追求纯粹古典之美的独特民族,并将这种种族特质同他们的生活环境联络起来。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常识》一书,同样推崇意大利人为追求艺术之美而不惜牺牲实用性的高贵认识。系统阐述南欧世界(地中海北岸)在地域与常识等方面独特性的代表性艺术史作品,当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鲁斯金(John Ruskin)的著作。在其颁发于1853年的建筑史著作《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第2卷的“高卢的本质”一节中,鲁斯金用较长的篇幅详细对比了地中海世界同“北方世界”之间在气候、动物志、植物志与建筑风格等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尽管鲁斯金强调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文明高度上的优劣之分,但将地中海世界视为同“北方世界”截然有别的浪漫“异域”的观念已经过温克尔曼、布克哈特、鲁斯金等艺术评论家洋洋洒洒的相干论述而在西欧常识分子心目中得到了固化。

  地中海史观中的大量常识元素也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游记与诗歌作品中得到过生动阐释。这种将希腊、意大利视为美的圣地与古典历史尘封之处的观念是文艺复兴以来英、法、德等国常识精英“游学传统”(the Grand Tour)的自然延伸。歌德(Goethe)的《意大利游记》(Italienische Reise)与拜伦(Byron)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都是与这一主题关系密切的经典名作。而在美术领域,较艺术史与文学传统更早兴起的古典主义绘画风格已经过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等17世纪法国画家的经典作品为世人提供了直观的地中海史观艺术载体。

  随着19世纪的两次产业革命率先在英、法、德等国产生并完成,西欧地区同包括南欧与局部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地中海世界在社会面貌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20世纪,西方学术、常识话语体系中的地中海史观进一步走向明确化与具体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时代的敏感政治背景下,地中海史观的表述方式往往成为政治认识形态宣扬与传播种族偏见的工具。例如,德国地理学家特奥巴尔德·费舍尔(Theobald Fischer)的著作《地中海画卷》(Mittelmeerbilder)将地中海诸国视为落后国家,认为它们理应接受强大邻邦(德国)的援助。刻意影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弊端的美国古典学家坦尼·弗兰克(Tenney Frank)仅仅按照公元211年塞维鲁(Severus)去世后不久制造的一批陶瓶,便得出了塞维鲁统治时期由国库对从西班牙运往罗马的油和葡萄酒实行垄断经营的观点,认为晚期罗马帝国在西地中海世界强制推行的“筹划经济”使得地中海文明陷入了“僵化”与“停滞”,声称“塞维鲁经过财产充公和国家垄断大宗商品流通等鬼蜮伎俩给了帝国致命一击”。这些观点中的种族主义特征或政治煽动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来说,“地中海史观”零散分布在17世纪以来不同国别、不同背景的西方常识精英作品中,经过文艺评论、历史学、地理学、游记、诗歌、绘画等不同载体被表达和传播。其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根本要素:一是将地中海文明想象成为坐落于人间仙境之中的、保存着古典常识传统的、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抱负化文明形式;二是将地中海北岸的半岛国家与地中海东岸、南岸的伊斯兰世界视为西欧先进文明对立面的、等而下之的“落后”文明类型。在更高的逻辑层面上,这两种彼此之间充满张力甚至矛盾的观念却在根本认识上呈现出一种高度统一性——地中海文明是一种古老、保守、停滞、凝固的文明形态,是享受着物质繁荣局面的西欧文明(北方世界)的“他者”与借以反观自照的一面镜子。这种站在西欧文明立场上的文明观同“东方主义”观念的内在理路异曲同工。

  纵观17世纪以降的地中海史观发扬史,大家不难看到,这部思维史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说明地中海文明的主导话语权长期把握在使用英、法、德等语言的西欧常识精英手中。由于地中海南岸伊斯兰世界同基督教世界历史上的长期敌对,拜占庭帝国灭亡、文艺复兴结束后希腊、意大利常识精英身处的常识弱势地位和天然存在的语言交流障碍,地中海文明对自身的记述与科研往往湮没在英语、法语、德语学术常识著作的强大影响力中,甚至不免跟着后者亦步亦趋。而西欧常识界往往会按照自身的现实需要与关切去塑造地中海文明在自身世界观、历史观中的形象与地位。在这样一种话语表述模式下塑造出来的地中海文明形象,一方面,会因其充满浪漫奇幻色彩而引人入胜;另一方面,也不可幸免地因种种认识形态、常识偏见的干扰而产生扭曲与失真。

  在当代史学界的严苛史料批判准则之下,包含着种种主观想象与常识偏见的地中海史观已越来越多地遭到学者们的否定与批评。赫茨菲尔德(Herzfeld)与皮纳-卡布拉尔(Pina-Cabral)指出,与东方主义类似,地中海史观的“原罪”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追求“异域情调”的猎奇心态(exoticizing)、泛泛而论(homogenizing)与片面比较科研方法(restricted comparativism)。然而,至少在学术象牙塔之外的庞杂常识观念中,清除地中海史观的消极影响恐怕并非一日之功。

  与此同时,对地中海史观的合理批判应当是一种有所取舍的扬弃,而非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至少在产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于19世纪中叶席卷地中海世界之前,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文明区域的整体性与独特性,是可以被人类政治、经济、生态领域的历史发扬进程充分印证的。大家对地中海史观中的陈旧观念实行批判,并不是为了否定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客观存在,或无视数千年来无数前人对该文明实行的大量宝贵观察、叙述与学术科研;而是要在客观、公正与理性的立场上,更好地继承前人常识遗产中的精华,深化大家对于地中海文明本身、地中海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异同与互动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编辑系澳门威利斯世界历史科研所副科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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